为什么很多AI项目,从立项那天就已经失败了?丨FDE重新理解工程可行域
2012年,IBM与Memorial Sloan Kettering癌症中心(MSK)合作,开发一套辅助肿瘤医生制定治疗方案的系统——Watson for Oncology。2015年,IBM把它做成独立的Watson Health部门,推向全球,先后进入印度Manipal Hospitals等多家医院。

问题成立——癌症治疗方案的选择,直接关系生死,重要性毋庸置疑。
预算成立——IBM在Watson Health上的收购和建设投入,以数十亿美元计。
技术成立——这是一套刚刚在Jeopardy节目上击败人类冠军的系统,行业公认的顶尖AI。
市场成立——全球医院排着队想要这套系统,愿意为此付费。

然后,它失败了。2017年和2018年,STAT News两次基于IBM内部文件的调查报道披露,Watson for Oncology给出过"不安全、不正确"的治疗建议。同一时期,IBM与MD Anderson癌症中心合作的另一个独立项目——不涉及MSK、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团队和路径——也在花费超过6000万美元、耗时三年多后被叫停。两个团队、两套方法,遇上的却是同一类问题,这不太像是某一家医院执行不到位。2022年,IBM把Watson Health资产打包卖给私募股权公司Francisco Partners,重组为Merative,Watson for Oncology本身停止服务。
给出的失败原因分析,几乎没有一条,是模型能力不够。
NotebookLM的音视频概览,解读的比较通俗易懂,对于时间比较紧张的读者朋友,可以听听,会有启发。
技术边界和现实边界,从来不是同一条边界
“只要问题足够重要,技术团队总能找到办法”——这个预期不是盲目乐观。过去二十年,技术确实在不断突破原有边界,组织有充分的真实经验支撑这套判断。真正的问题出在后半句:组织在不知不觉中,把"技术上存在理论解",等同于"现实中存在一条能走通的工程解"。
理论技术边界和工程现实边界,从来不是同一条边界。

Watson撞上的,不是模型能力的天花板,而是现实约束先于模型能力,提前变成了那道更矮的瓶颈。它的推荐质量确实存在泛化不足、数据偏差这些问题——但这些问题本身,也是"训练数据从哪来"“组织能不能持续喂给它足够多样的真实病例"这类现实约束逼出来的结果,而不是算法能力天生不够。Watson被曝光时,是被MSK少数几位医生提供的"假设病例"训练出来的,不是被真实世界里成千上万个病人的数据训练出来的——这从一开始,就不是一个模型能力问题。
FDE重新理解工程可行域
真正的工程建设,从来不是寻找理论最优解,而是在数据、成本、时延、监管、组织能力共同形成的约束空间里寻找解。 这就是工程可行域(Feasible Region)。

可行域不是一张需要逐项打勾的清单,而是一只“木桶”——盛水的高度,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。数据满足,预算满足,模型满足,需求满足,只要其中任何一条约束不满足,这个解在现实里就不成立。工程世界的逻辑是"并且”,不是"或者":不是五条里做对大多数就够了,是五条必须同时成立,解才真正存在。

Watson撞上的四条约束线
数据约束:Watson用来训练的,是MSK少数几位医生提供的"假设病例",而不是真实世界里大规模、多样化的病人数据。一家医院的诊疗风格,被当成了整个学科的知识来源。

组织能力约束:MSK的医生和IBM的工程师,花了近六年时间,才把Watson训练到能覆盖七种癌症。而癌症治疗指南本身迭代得极快——曾有一次,全球肺癌治疗的指南在一场学术会议之后,一周之内就整体改变。用六年追赶一周就能变化的知识,这条约束线从一开始就没打通。

实践差异约束:MSK这一家美国顶尖医院的治疗偏好,无法直接套用到其他国家、其他医疗体系里——不是因为数据不够多,而是因为诊疗习惯、医保支付方式、当地能买到的药物和检查手段,本来就是不同的现实。哪怕Watson学会了全世界所有的真实病例,这条约束依然存在,因为它要适配的不是"知识够不够全",而是"这套知识能不能套进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医疗现实"。

激励约束:如果AI给出的治疗建议错了,谁负责?这是医院、医生、保险公司、法务共同构成的责任结构问题,不是技术问题。即使模型准确率做到很高,现实里也可能没有人愿意承担"听从AI建议、结果出了事"这份责任。有时候阻止一个方案进入现实世界的,不是能力不足,而是没有人愿意承担错误发生后的责任。

这四条约束线,只要有一条走不通,整个项目就无法真正落进可行域,哪怕其余几条都已经打通。Watson for Oncology几乎在每一条上都留下了缺口——这也是为什么"问题重要、预算充足、技术存在、市场愿意买单"这四个看似构成成功条件的因素,合在一起也没能换来一个真正能落地的解。
不是值不值得解决,而是现实世界里有没有解
过去,模型能力增长慢,“能不能做出来"这件事本身就很难,组织的注意力自然都放在推动技术往前走。现在,模型能力增长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组织建设的速度——技术上能不能做,几乎不再是问题;真正拦住一个项目的,是数据从哪来、组织能不能跟上迭代节奏、谁来为错误负责这些约束。

一个问题值不值得解决,和这个问题在现实里存不存在解,是两个独立的问题,前者成立不代表后者也成立。真正该问的是:这个方案在数据、成本、时延、监管、谁来负责错误这几条约束线上,有没有一条,无论投入多少资源都跨不过去?
写在最后
问题重要、预算充足、技术存在、市场愿意买单,这些条件加在一起,只回答了"值不值得做”,没有回答"有没有一条现实里走得通的路"。可行域从来不是五个可以逐项优化的维度,而是一整块由最短那条约束决定的“木桶”——找不到解,往往不是哪一条能力不够,而是某一条约束,从立项那天起就没有人真正去验证过。

可如果可行域本身就这么窄,是不是意味着,组织真正该学会的,不只是判断一个问题有没有解,还要学会主动放弃一些看起来值得做、技术上也走得通,但资源投入下去收益依然有限的项目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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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「AioGeoLab」主理人塔迪Tardi,AioGeoLab是深度洞察AI第一性原理和应用实践的前瞻性研究实验室,目前有两个主要研究方向:
「塔迪GEO判断工程」在AI从“说”到“做”进化阶段,试图回答,如何让AI敢于行动、不因为责任问题而畏手畏脚,而做的一个前沿研究项目。
「塔迪硅基禅心」是传统东方智慧、未来AI前沿、当下应用实践,深层共鸣的探索。不是用AI解读经典,也不是用经典指导AI。 这是一场跨越2500年的对话,在算法与古老智慧之间,照见意识、智能与存在的本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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